摘要：不走寻常路，恐怕是永远的真理，你在别人走过的路上，再想找到黄金，这个可能性是极小的

 
    在中国制造业努力补课和加课的当下，业内人士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谁是中国制造业的榜样？为什么我们有载人航天，能够造出令世界惊诧的高铁、桥梁，却生产不出让消费者满意的马桶盖、电饭锅等日常必需品，差距在哪？如何去提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创新是德国制造的精髓

    放眼全球，德国是公认的制造业强国，具有国际优势的产品也比比皆是，但谁最具有代表性？
    很多人认为大众汽车是德国第一大公司，因此代表着德国制造和德国企业精神。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大众汽车是一家准国有企业。它总部所在的下萨克森州拥有大众汽车约20%的股权，而且根据极其复杂的投票权设计，下萨克森州对其股东大会决议拥有投票否决权。再者，从股权结构看，大众汽车长期以来已经没有家族的影响。事实上，大众把保时捷、奥迪收入麾下之后，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保时捷患有轻度自闭症、但其极有谋略的外孙费迪南·皮耶希则一直想上演“蛇吞象”的游戏，想反过来控制大众，却一直没有成功，并在几个月前的高层斗争中败给了在“尾气门”事件后辞职的大众集团CEO文德恩。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这一结果曾隐含地表示认可。　　
    从大众集团的历史看，它曾经是一战结束后德国快速工业化的标志，一度被希特勒政府树立为典型的政府型企业。“甲壳虫”就是当时希特勒亲自参与并推广的一个成功车型，具有结构简单、机械性能可靠、成本低廉等卖点。所以，大众汽车在德国是一个为国民生产高性价比产品的准国有化企业。　　
    最近几十年以来，大众汽车也不断得到德国政府和高官的关注和重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大众汽车最重要的支持者，他把自己的座驾从奔驰专门改成辉腾，以力挺大众。在大众与中国合资这一问题上，施罗德也极为尽力，但这并不能改变大众不是德国企业主流的事实。　　
    德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应该是宝马、汉高、博世这一类家族控制的企业。它们多由家族长期控制、精心管理，但是在管理层面，家族成员并不亲自出面，而是请职业经理打理，工会和职工则通过监事会制度化地参与管理。这种机制保证了公司具有更长远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短期销量，更没有抢占世界第一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在研发方面，这种公司更具有前瞻性，重视根本性、长期性的创新。
    公司个性完全不同。大众积极进取，内部管理等级森严。奔驰是一个散户大规模持股的上市公司，所以在上个世纪末，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想走一条强强互补的道路，结果非常失败。这一并购案经常被德国企业界评论，有人挖苦说，奔驰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高层想学美国，通过与美国的公司合并，获得超高的工资和奖金。的确，德国三大车厂中，奔驰老总的工资远比其他公司要高。　　
    相比之下，三大车厂中，宝马更能代表德国企业的主流。过去几年来，宝马已经超越奔驰，成为豪华车销量上的领跑者。这家典型的德国家族企业，由匡特家族于二战以后精心管理，招聘专业人员从事第一线管理，但是家族绝不是袖手旁观，在重大问题上，家族总是站在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精心研判。更重要的是，宝马通过鼓励内部职工大胆创新，提出不同甚至与上级相左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意见，不断超越自己。　　
    在技术创新领域，宝马最近几年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比如，过去宝马把后轮驱动作为立身之本，但其最近已经宣布开始生产前轮驱动车；宝马并购Mini和劳斯莱斯的运作之高超、定位之精准，也令人赞叹；再有，宝马汽车过去恪守的是自然吸气，但是看到节能减排是大趋势，迅速转向涡轮增压，又从涡轮增压转向用碳纤维打造i系列电动汽车，再推出电动摩托车，这一系列运作，颇让人佩服其创新力和前瞻性。　　
    宝马与大众不同，它不一味追求市场占有率，盲目扩张市场份额，而是认真把握自己的市场定位。我与宝马高层交流时，他们反复询问我一个问题：宝马在中国销量如此快速地增长，会不会伤害宝马品牌的含金量，会不会抑制宝马未来的成长。不管答案如何，能有这样长远的考量就十分难得，这与家族长期谨慎控制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家经营状况非常之好的德国企业——博世，比宝马的家族控制色彩更浓。这家企业由博世家族长期控制，坚持不上市，注重永续发展，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拥有大量的研发和技术后备。虽然全球各车厂之间的竞争十分热闹和激烈，而在核心技术和零配件方面，博世却是远远超越竞争对手，独步天下。这种超然的地位与它秉持长远眼光、坚持研发、不为短期利润波动所左右是密不可分的。　　
    同样的德国企业还有汉高和很多不为中国百姓所熟知的家族企业，它们都是德国制造的精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要为创新创造条件

    过去这么多年，中国制造业有很大的进步，基础也很好，但是和国际上制造业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瑞士等相比，在某些领域里差距还是比较大。我曾经和一些企业的同志交流过，我们的制造业看起来还不错，进步也很快，但为什么高端的装备一定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呢？当然，该进口还是要进口，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制造能力就是提高不上去呢？他们说，往往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越不过去，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即使有了很好的装备，但大量的工作其实还是需要人来进行操作、试验和组合，问题就出在这里。
    从现代知识经济看，很多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也就是俗话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情况在制造业里还是大量存在，连计算机都替代不了。具体说来，就是经验和数据。我曾经到汽车厂去参观，他们的研发中心装配水平相当不错，但是和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相比，主要就是差在数据上。比如，车辆在高寒地区和热带，不同的状况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就需要有数据。而别人有很丰富的数据，我们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两个问题，一是创新，二是精致。创新是要搞出一个新的东西来，而精致是在不改变现有大框架的前提下，把产品做得更精致。除了互联网意识之外，还需要有工匠意识。培养工匠意识非常不容易，一个人得铆着劲干很多年，得心无旁骛付出那么多时间，还不一定能干成——但如果不干的话，一定不成。
    这就对体制有很高的要求，体制得让人愿意干。比如现在的某些国有企业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某个负责人过了一年半载就换了，他本想干五年，但是任职时间不允许。我曾经看过一个企业，四五年的时间已经换了六七个人了。此外，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干了以后，即使干成也可能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万一出错了，试错成本就比较高，最后反而还得被追究责任。如果不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创新就非常难。
    中国下一步的转型升级，体制、机制和政策要为创新创造条件，否则现在定的很多目标是达不到的。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家姚洋
 
    新道路上才会有黄金

    这两年制造业困难实际上是暂时性的现象，现在相当于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减速，推迟了几年发生。所以现在制造业的困难，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下行，我们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甚至接近了谷底，不应该被短期的现象所迷惑。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领域，我自己也研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发现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没有陷入里面的国家或者地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工业化程度非常高，制造业非常发达。守不住制造业，不能在制造业深入的地方都是没有前途的。
    互联网的确在改变世界，但是也不要被互联网吓住，因为互联网大潮来了以后，大家恨不得什么事都跟互联网挂上钩，好象不挂上钩就不够先进。互联网毕竟是个工具，并不会改变制造业本身。
    世界的竞争如果都去像美国那样搞创新，我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中国还是要脚踏实地，现在在电子行业、家电行业已经站稳脚跟了。现在出现的光伏冰箱和光伏空调，这是非常好的发展方向。不走寻常路，恐怕是永远的真理，你在别人走过的路上，再想找到黄金，这个可能性是极小的。如果我找到一条新的路，在那条路上找到黄金，这种可能性极大。                                           
                                                                （本刊编辑部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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