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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脱实向虚”的问题

一面是实体经济下滑,甚至企业“出逃”,一面是虚拟经济轮番变幻的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效益“鸿沟”持续扩大,究竟如何扭转这种态势,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问题?1221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九十期“经济每月谈”对此做了深入探讨与分析。会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委员会主任、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春正主持,中国普惠金融促进会筹备小组组长、原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刘克崮,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等共同为中国经济支招。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来看,“脱实向虚”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克崮:现在主要的现象,应该包括两方面:一、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不好,资金就开始涌向虚拟经济,有两个方向,其一是常规的虚拟,有量和供求,其二是乱来的,会蒙人、欺诈,甚至赌博。因此要分析原来实体经济中的资金离开了自己待的那块是为什么,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振兴实体经济,就是要加强。二、金融本身就有“脱实向虚”问题,金融是否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现在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个体户、创业者、农民等,都需要钱。央行虽有举措,但资金不往那些特别需要钱的地方流,融资还是难,还是贵,这是渠道不通的问题。例如大水库旁边的大农田是大企业,一放水,因为有机械化等便利因素,水库一放水就有水了,而远处的小农田因为远,可能享受不到充足的灌溉,只有干渠,只有几个重点的方向能享受到,因此,这个现象是需要仔细研究的。

2001年,中国金融业GDP占全国总GDP的比重是4.69%,而2015年升到了8.39%,涨了接近1倍。2001-2002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尾声,我们通过银行改革、股份制改革进行金融整顿,经济就上了一个台阶。

李若谷:关于经济“脱实向虚”这种现象,看了很长时间,深入研究也不敢说,但有一些想法。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比较快,为连续20%30%的增长速度,按理说流动性是不成问题的,但依然看到有资金短缺、资金紧张的现象。

此外,金融资产增长很快,实体经济增长比较慢,这说明投资效率大幅度下降,20155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是4万多亿的GDP。用不变价格计算,上世纪80年代大概1.3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投入可以产生1元人民币的GDP,现在大概是13元,是原来的10倍。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投资的效率也在下降,所以实体经济回报率非常有限,也在下降。

现在,资金在金融体系里空转,虽然最后可能也会流到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的成本是上升的,从银行出来的资金经过信托和其他金融机构,再到实体经济,使实体经济的成本上升。还有一部分资金流向了房地产等资产部门。

现在好像所有的企业都涉足银行、保险业等做金融,这都是比较明显的“脱实向虚”,企业家不愿意做实体经济,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收益在下降,而且比以前有大幅下降。

如今,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企业纷纷走向国外。据分析,美国的综合投资成本至少比我们低1/3左右,所以企业到海外去投资,拿人民币买美元,美元往上走,反过来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压力,人民币就往下走。

 

为什么会造成经济“脱实向虚”?

刘克崮: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了四件事,第一,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第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第四,推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我们提“脱实向虚”,“虚”主体应该指的是金融,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在开头提到的四件事中都有,产能过剩有很多都是金融参与的,农村很多老问题解决不了,基层金融服务比较差,越穷越弱的越差,这是金融的老问题,也是对虚实的判断问题。我们感觉中国的实体经济的越来越“虚”,明显体胖、力虚,态势不太好,很多精英开始往外走了,当然因素比较复杂。

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数量结构、农轻重结构、城乡结构等都是发展问题,改革是体制机制问题,到底要研究发展问题还是体制机制问题?发展本身的问题,是技术问题、地球自然环境问题等;体制机制问题,从词意、概念、定位、解释、目标、实际等分析,“实”没有意义,主体上就是实体经济。广义的“虚”指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本身有什么好不好的事吗?没有。因为放贷、保险、债券等都在工业化初期、中期普遍用,现在是工业化中期或后期,常规的金融都是可用的。剩下是“量”的问题,任何事物进了商品市场都有供求关系,金融、信贷、保险是供不应求还是供过于求,这是“量”的因素,是过度、过剩和不足的问题,现在信贷的问题就是对大企业供应过度,中型企业大体合适,对小微、农户严重供不应求,越往下越供不应求。

投机、泡沫、玩纯虚的,甚至赌博,就不是一般经济概念。凡是金融危机爆发前夕,都有酝酿其后的泡沫。美国的次贷危机,证券化一次、两次,住房抵押再抵押,再证券化,三次证券化,CDS风险对冲等,越玩越虚,最后是在金融圈里彻底自娱自乐,那就不是常规金融了,和实体经济完全脱节。

金融占GDP的比例,我们已经远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为什么世界第一?是否是合理并且需要的?上市公司、金融板块的利润超过了所有其他实体经济,这个数正常吗?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这可以作为我们认为我们金融是不是有水分、是不是有虚、是不是有沫的一个综合数据。以下四个突出方面就表明经济在“脱实向虚”:第一,股市。我们的股市在拼命“炒”,已经超出了资本市场股市原本的属性,是大规模的、迅速的集资,体现在IPO上市,企业拿走钱,留在股市的是100亿的股,大家炒的只是一堆符号,是运行过程中的价差。曾经通过与深交所、上交所的沟通,我们做出一个资本市场的总报告,其中有一个大致的数,在股市中,有80%的股民是亏损的,有10%是盈利的,有10%是持平的。股市已经严重偏离了其最初的本质,即是为实体经济融资,是为投资人实现资金增值的本质。

第二,房地产。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重要的进步,明确指出房子是住的而不是炒的。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市场,我们的市场是分层次、分板块的,所以房屋调控的职责应该是居民居住地的政府,小到村庄、社区,大到城市。

第三,银行金融。银行周边有很多贷款公司,像中介一样,贷款的成本弄得很高,像个别信托、保理、理财、贷款公司、影子银行等。

第四,纯交易。我们的资金交易所、外汇交易所等各种中介自己炒自己,找机会挣钱,整体在不断地推高。为什么实的要往虚的走?因为实体经济赚钱不多了。从十年前开始,就在往房地产、股市、债市上走。从金融角度和实体经济角度两个方面去找原因。金融这方面,一要把握“金融”的定位,二要把握“业”的定位,三是把握实际情况,例如农民兄弟的贷款条件,四是监管问题,五是政策引导。

实体经济方面,主要是五个方面:一是税负,二是成本,三是价格,四是负债,五是准入和管理。其中税负问题比较大,在国家、企业、个人二十多年的税负分配关系中,企业的占比在整个宏观经济中是一直在上升的。

李若谷: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脱实向虚”,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不行。而且实体经济不是今天才不行的,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想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工资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本身没有那么高,所以靠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作用还是很小。因此,必须收入上去才行,但收入要上去需要实体经济向好。

金融是虚拟经济,金融是没有办法让整体收入上升,股票市场都是“零和游戏”,输钱的人是把钱输给赢钱的人如果坚持玩转虚拟市场,实体经济就要受到一些影响。

周天勇:之所以“脱实”,是因为制造业利润越来越低,而且在国民收入分得的比例也越来越少。民营经济在整个国际收入中的占比,企业分配的占比,在1995年时的比例最高,2010年是12%左右,到2014年变成4%。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从比例看,美国联邦税收中,企业所得税率只占11%左右,2015年,我们15万应税种绝大部分是企业交的税,这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别,说明我们企业税负率很高。另外,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中,根据各个国家的各项税收,综合计算这个国家的税负率,我国是64%,而美国是34%

最近有几个例子比较典型: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在美国投资的报告,波士顿关于制造业比例的分析,还有曹德旺称在美建厂的言论,把这几项综合起来会发现,我们除了人力成本和部分材料之外的财务成本、运输成本、能源成本、土地成本都很高。在美国制造业投个厂子能贷到2.5%的贷款;运输成本方面,如果美国是100,中国就是200;能源成本,电、石油、天然气等综合起来,美国是100,中国是220;关于土地成本,要看地址设在哪,美国基本上非常低,中国大概是美国的9-50倍;工资人力成本来说,如果美国是100,中国就是17,建厂成本如果美国是100,中国就是25,此外,中国钢筋、混凝土成本比较低。综合算下来,以美国波士顿计算,2015年我们的成本已经和美国一样,预计20172018年开始,中国就会反超。

经济之所以会“向虚”原因之一是放贷。现在,一般的银行利率都达到5%或者6%,到了企业手里一般都高达12%13%。银行等中间部门,比如小贷公司、信托这些中介机构,加上民间借贷、集资等,利润在2011-2014年这四年间暴涨,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外国文献有的认为20142015年经济利润的80%都在金融业中。

原因之二:土地涨价太快。地和房轮番涨价,财务增值太快,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搞制造业、搞实业挣钱,而是倒房子倒成中产阶级。2012年,西南财大有一个调研称,城镇居民13%没有房子,租房子住,66%拥有一套房,21%拥有多套房。

张永军:“脱实向虚”与高货币化有关系。现在,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经比多数发达国家都高。一些研究报告称,近几年很多实体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基金、保险、信托公司里面。当前普遍观点认为中国M2GDP的比例比一般国家都高,比如2015年,M2DGP比例是205%左右,而美国是70%,从近些年的变化情况来看,我们货币化的比例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2007年、2008年之后上升势头比较快。而且就金融方面来讲,钱在空转,“脱实向虚”的问题很严重。

2015年时,美国的M2规模是12万亿美元,中国是21万亿美元,我们高出近9万亿美元之多,这些指标确实都侧面反映出“脱实向虚”的问题,但看这个问题不光是要看总量,还要从根源上看,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方式去看。

从根源上来说,货币是用来做交易的,最根本的是交易职能,用来做商品和服务流通。从这个角度来讲,货币交易的是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值。所以,从根源上来讲,拿GDPM2相比,本身有问题,因为交易的不是增加值。这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不看GDP要看什么?要看全社会的商品服务、交易的总规模,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做比较。现阶段没有统一的统计指标,所以要找跟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指标。

在这里,我自己想了一些办法来对比。首先,在GDP的上一层是全社会的总产出,这个指标能找到,美国的经济分析局在公布GDP的同时要公布全社会的总产出,而中国在过去早些年的时候公布工农业总产值,现在隔几年出一个投入产出表(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是2012年的),实际上在这个投入产出表中我们由全社会的总产出,可以看出由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比较低,全社会的增加值率明显低于美国。我们的GDP现在和去年比,和美国差78万亿美元,但如果去比全社会的总产出,差距就会明显缩小。

我们全社会的总产出是25.8万亿,美国是28.4万亿。这样实际上差距已经很小,因为比如分成一二三产业的话,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经济的大头,二产也好,三产也好,我们增加值的比例都要比美国低,说明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都比美国低。按照二产分析,我们增加值的比例不到25%,美国是28%左右,三产我们与美国比差的更多。

总体来看,我国全社会的增加值率其实要比美国低很多。反应出来的情况是中国全社会的总产出是GDP3.1倍,美国只有1.8倍。此外,流通效率的差距更大。依美国物流最新数据,2012年,美国物流总额为13.05万亿美元,而我国是180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28万亿美元,我们的物流就是在企业之间不断地一轮一轮的交易中形成的。用物流的总额是想表示中国整个商品交易的总额要比美国高一倍还多,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商品交易方面占用的货币比美国要多,因为量就比他们高一倍,再加上效率比美国低,因此货币数量肯定多。并且这里只比较物流,没有比较服务流的交易,美国GDP比我们多了七八万亿,其实都是服务业多出来的。我们工业的增加值现在都比美国多了。但是要注意,服务业是生产和流通相结合的过程,交易的流程应该说比工业、商品的流程短很多,因此尽管美国在服务业上增加值比我们多78万亿,但要折合成服务业的总产出的话,其实比我们的这个差距小一点。

物流是一个快速流通的产业,因此我们找不到很好的数据来解释,但是有一些推测,服务业方面用于交易的货币占用这种数据,弥补不了我们在商品方面比他们多占用的金额。

很多金融方面的交易实际上也有一块货币是用来做金融产品的交易,但是金融因为资金交易速度更快,所以即便交易金额两国之间会有所差异,但是在金融交易方面占用的货币也弥补不了用于商品交易方面这块所占用的货币的数量。

从整个社会的交易结构、生产结构来看,由于效率低,再加上我们的结构上一、二产业比重大,就会使得我们产生相同的增加值需要更大量的总产出和更多的交易。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货币量需要那么多。

此外,要考虑货币指标方面的差异。同是M2实际代表的东西却是不一样的,中国M2把落后的货币都涵盖进去,而美国历史上是有M3的。在M3之上,还有一个更广义的货币流通指标L,这表明美国有一个影子统计机构,还在按照美国过去的统计方法测算M3L,如果用相同的方法测现在的M3L,美国最广义的货币指标跟我们的M2在很大程度上更相近一些。

比较ML,美国的L已经超过了中国的M2,因为美国的L里面有一部分是跟有价证券相关的,即便中国把M2和有价证券考虑进去,美国的L也是超过中国的。因此从货币供应量来看,美国的M2是狭义的指标,中国的M2较广义,涵盖了所有的范围。

综上,为什么整个经济运行效率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脱实向虚”问题,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经济生产的方式、模式和生产的结构相对比较落后。除了本身的结构问题,还有生产领域的问题,也有货币化率比较高的因素,当前,整个社会的总产出的使用结构是偏向投资的,会导致长期对资本的需求比较旺盛。

我们金融运行的成本比较高,跟全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有很大关系。整个社会资金水平如果低的话,在金融运行的时候,要面对更高的不良贷款率。此外,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健全,供求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很多资金本来应该用直接融资的方式,比如用发行股票的方式或者几个人组成股份公司的方式来解决资本金的问题。但因为我们资本市场不发达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很健全,造成了直接融资的比例比较低,相当一部分资本需求金实际上是用间接融资解决的,这也是造成金融效率运行低的原因。

还有用短期资金来满足长期资金的需求。

由于我们的金融体系相对缺乏大量的小型金融机构,面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用大型金融机构去满足小型,甚至微型企业的贷款需求,本身就是效率比较低的表现,而且大型金融机构不愿意去满足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因此会易出现融资难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存在用正规的金融来提供本应该由非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例如农村农户的资金需求,非要找银行提供,而且还要农户提供各方面的资料,显然对两者来讲,无论是资金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比较麻烦,成本会提高。

 

解决当前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有什么办法?

李若谷:振兴实体经济,减税是一种办法。当前,我国的企业各种税费加起来来,负担比较重,所以要大幅降低实体经济,尤其是创新和高端制造业企业的负担,要鼓励行业降税。降税财政收入就会下降,怎么办呢?在想要抑制的地方加税,以此平衡。比如金融业的平均回报率要比实体经济高很多,是不是金融、房地产应该考虑加税?企业的负担比较重,现在去杠杆,企业就要注资,国有企业的注资要成为一种常态,企业收入多了以后就可以注入资本金,因为企业在发展,如果不注资就要靠借贷发展,杠杆率就会升高。

此外,鼓励的行业可以搞贴息,政府贴息、银行贷款贴息,这都是解决“脱实向虚”问题的办法。

我国经济已经比较市场化了,但是金融却相对集中,因此两个是不匹配的。让金融更加市场化,才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利作用。现在每年审批三家、五家、十家的速度对经济的支持是有限的,因此要想办法把大银行拆大变小,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但拿不到资金,怎么发展?小微企业的特点使大银行没有意愿为他们服务,100万、200万、500万的借贷需求和一个20亿、30亿的贷款需求比,程序、人力、成本、功夫都一样,因此他们不会真正为小微企业服务,设立小微服务中心也是摆设,不起作用,统计数据也不反映实际情况。

金融体制要变化,金融监管也要跟着变化。投资的审批制度,尽管有关部门做了很多改变,下放审批权、实行网上审批等,这都是进步,是一种改善,但最主要的应该规定一定规模以下的投资不要再审批了,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应该大幅度提高审批上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措施。

另外,创新金融工具。现在我们风险投资方面比较弱,很多创新的产品、技术,刚开始营利是不确定的,因此银行很难提供贷款,特别是一些轻资产的企业,这就要靠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的规模要足够大,才能有利于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大中型企业应该尽快自动化、智能化,减少劳动力的使用。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7.4%,这么低的劳动生产率如何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竞争?我国劳动生产率之所以较低,是因为在经济运行中机器的使用,以及自动化方面比别人差很多。100元人民币中,中国20多元是投资机器的,国外发达国家一般都60-70元。因此要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当大中型企业实现自动化、机器化,不用的劳动力就要供应到小微企业中,供应链发展起来,就得有相应的支持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所以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关键。

周天勇:解决这个问题要有实招。第一是增值税降5个点,先把制造业拉上来,再看所得税能不能降5个点,尤其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要实行减税政策以吸引制造业回流。此外,社保费率、五险一金等一定要降到30%以下,虽然养老金缺口很大,但是社保费率太高了。还有我国行政性收费种类很多,综合财政统计中没有统计上的数据,有五六万亿!比土地出让金都多。

现在地方政府“以费补税”的情况很严重。

此外,小规模纳税企业负担较重,每个月3万元的起征点太低,应当提高到10万。关于政府宏观税负率,19%-21%是低中发展中国家的范围,25%-30%是中高发展中国家,30%-40%是发达国家。当前,我们没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中国的宏观税负率应当控制在30%以内,并且应该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一个红线。

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还要进行银行、土地、能源、运输等领域的改革,价格高的都是这些垄断行业。应进一步加快银行的准入,美国有社区银行,并且社区银行不允许跨区,还会限定规模,可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度。因此,要把成本降下来,不改革垄断现状,成本就降不下来。

从房地产来看,最大的就是土地和房屋制度改革。其一,大的前提,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不变,但是土地财产使用权一定要确权,不管宅地、林地、耕地、城市的房屋,其财产使用权一定要是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其二,要废除“土地年期制”,实行永久制。其三,改变建设用地必须征用集体土地、国有土地才能建设的做法。其四,禁止行政寡头垄断卖地,应政府监管,供需撮合,逐步收缩土地出让金,以房地产税来替换,但开征房地产税是很关键、慎重的事,预计2017年开征不了。对土地的价格要进行分类,一类是市场价,另一类是按国际上五年、六年家庭不破产的房价收入比确定价格。

我国房价包含很多泡沫。对泡沫征税是不合理的。本来土地出让金就很高,存在泡沫,如果还对泡沫征收,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剔除泡沫有一个办法,就是按照上年城镇人均平均收入5-6年能买一套房子的价格征税。此外,对住房功能是居住消费性住宅还是投资性住宅进行区分,分开征税,对居住消费性的住宅,应当按照5-6年能买一套房子的价格征税,对投资性的房子,按照市价征税,但不宜累进。

“脱实向虚”我认为主要是房、地的问题。2017年不得不做的是减税费,稳中求进,这是大事。

2017年是一个攻坚改革的准备年,更要注意各种方案、政策的衔接与连续性,防止碎片化、不协调、没有整体性。预计2017年经济也是下行年,稳中求进,大的改革不会有,因为要稳社会、稳经济、稳外交。

因此,2017年要好好研究改革方案,从逻辑性、整体性、协调性入手,落实好十八大整个改革思路。

此外,还要对改革方案进行风险评估,类似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长期风险、短期风险,还有不确定性、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期等进行评估。

其实“脱实向虚”是个体制问题,涉及到土地体制、财政体制、垄断体制等,这些方面都得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张永军:总的来看,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从实体方面来讲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从金融方面来讲,要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的效率。

 

普惠金融是国家解决“脱实向虚”问题的举措之一,那么具体有哪些做法?

刘克崮:第一,普惠金融,实际上通词就叫普惠金融约等于小微金融、约等于城乡基层金融,约等于大众百姓金融,约等于草根金融等,不必太拘泥“惠”字。第二,金融体系一定要作为体系来建设,不能一事一策去处理,因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对谁而言?对大中型经济体而言,我们有一堆小微经济体,中国的经济体大体分四类九层,大中是一类,下面是中小、小微、个农、个体户和农户,小微往下就是普惠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基层金融的服务对象。从小企业大约有不到1000万户,微企业有1000-2000万户,个体户5000万户,自业者5000万户,农户是1.9亿,这就是小微金融所有覆盖的地方。

在这一块,能够用到数字的,广义说,如果把手机认为是数字,将来前景非常广阔。如果让其有各种其他子数字信用展示,从对象出发,当前在部分大中城市的小微,用到数字、互联网的比较多,小微城市少一些,农村更少。所以面对两亿多的农户,覆盖人口67亿,这些人在近中期仍然是农村自然经济,其中,农村的信誉源于同村同乡的民间信用,家族、村庄、邻舍的信用有效性远高于当前我们收集的底层数据所进行的分析,所以对中国底层,特别是农村现阶段的数据分析,不要太迷信那些先进技术。

此外,先进技术是随着生产力水平,随着人的活动、实践、信息的展示可以逐渐增加。

 

如何看待现在的制造业回流问题?特别是特朗普表示上台之后,要进行大规模税改计划。中国企业在税的方面压力比较大,接下来中国制造业会不会受到美国制造业更多的挑战?

李若谷: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业了,美国有一个制造业回流统计的机构统计,从中国回流美国的制造业是全球最多。现在纺织业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机械化之后,大幅减少人力,所以也回流美国了。美国南卡州是纺织业比较集中的地方,之前厂房都废弃了,现在很多让中国的纺织企业又用起来了。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已经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了影响。如果特朗普上台以后继续减税的话,采取对企业发展或者对制造业发展有利的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吸引中国企业流到美国,这是很有可能的。但也要注意特朗普的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说要减税,另一方面又说要增加很多支出,对企业补贴、军事军费增加,这要问钱哪儿来?税收减少了,但又要增加支持,怎么弄?所以是有矛盾的,他的政策也未必都能够兑现。但是中国特别应该注意对企业的减负,因为不去减少实体经济的负担,企业就没有办法发展了,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端制造业,我们的高端制造业是非常弱,比如数控机床,虽然我们是第一大出口国,但是数控的核心部分是进口的。因此,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制造业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周天勇:特朗普竞选演讲时说,将要把关税从20%提高到40%,中国向美国出口现在大概是4800多亿,进口是1400亿,对美贸易逆差达3000多亿,而美国总的贸易逆差里中国占50%,美国大概有7000多亿的贸易逆差。未来,我认为特朗普肯定要用这一招,但是要用多狠现在还不明确,但肯定会影响中国制造业。

 

从银行来说,要控制风险,因此很多大银行都把贷款贷给国有企业、大企业,不贷给民营企业或者是私人,但是很多银行打了擦边球,贷款按程序是对的,但实际上钱流到国有企业或者流到其他的金融机构以后,最后就流到了不应该去的部门,比如高风险领域,这样会不会导致一些失控情况的发生,例如金融危机?

周天勇:刚刚过去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2017年对一些风险要进行防范,包括汇率、房价,特别是哪些影响到金融的泡沫能不能破裂。银行有一些原来固有的问题,都认为国有企业很保险,但是以钢铁、煤炭行业为例,规模很大,借款又很多,最后价格一跌,就形成了坏账,有较多不良资产,还有4万亿刺激,去振兴新兴产业,结果也形成了一些不良资产。

另外,过去一些银行认为政府肯定不会形成坏账,所以给大量的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还有一些理财产品或者发债的违约,此外,经济总体上是收缩的,一些企业过剩,产出率不行,或者是停产,也会形成坏账,再加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我觉得确实银行在201520162017年都遇到一些大的麻烦。

总的来说,银行的压力非常大。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2017年还是要稳,比如房价不会有大的波动,不会引起金融动荡,如资金外流过多导致的金融问题。但是随着未来发展,2018年以后可能有一些大的动作,会对银行坏账进行剥离、处理。

刘克崮: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但一定要防止发生。从两个方面说,一是该给的钱没有给下去,这里有巨大的空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几亿农民在那里生产,农民对自己的信誉很珍重,不会出大的系统风险。另外,新的农村经营经济体正在迅速成长,例如大专业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现代化农业企业。要防止继续需往下走的风险,要改变很多国有银行、金融机构不往下走坐在约等于五星酒店的办公楼,西服革履的状态。

二是直面严重的“脱实向虚”现实,产能过剩领域要该破产的破产,该重组的重组,银行也要把该核销的呆账、坏账核销掉,不要硬等着几万亿来个债转股大剥离。虽说我国的社会信用不是非常好、不是非常优秀,但是有着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建国六七十年的历史,我们是在成长的,我们的社会信用大体上可以支持国家继续运转,因此,绝不能用一个债转股一风吹,把现实的杠杆下来,仅现实的资产负债表好看,但是破坏社会信用是不行的。银行贷错了就要充准备的资本金,该避的就要避,未来企业和金融机构垮了的一定是少数,多数会支撑着,我们要规范地走这条路。

最后,要在体制机制方面有一些新的办法,引导大家往下走,包括货币政策、金融准入政策、机构准入等,要允许开放,找优秀的人,鼓励建设那些服务农民、个体户、小微企业的小金融机构。乡村扶贫农民银行、乡村扶贫小贷公司,国家建立新机制,对切实帮助农民的机构进行鼓励,给予增值税减免,这样等经济回升时就好了。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但是,信心比黄金重要。各位专家对中国经济是否有信心?中国经济的信心来自哪里?

王春正:改革创新的红利,肯定要支持中国经济长时间稳定发展,特别是中高速发展。

张永军:中国经济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信心的,如果各方面能采取适当对策,把风险控制住,我们有信心保持中国经济实现比较适合的增长速度和良好的发展势头。虽然现在讲问题讲得很多,也很必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有继续发展的基础和潜力。

第一,中国制造业现在成本高,国际竞争力和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但是还应该看到,毕竟从收入来讲我国还是处于中等水平,劳动成本比很多发达国家要低很多,具有竞争优势。

第二,近几年中央国务院一直采取多方面政策,在很努力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有科技方面的成果、产业方面的发展,在培育新动能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这对未来经济的发展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三,从需求端来讲,我们很多方面还有短板,因此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只要能把握好,把风险防范住,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周天勇:其实中国经济还能翻转上去,当然不会有原来那么大的幅度了,这里有几个条件,第一,从中远期来看,中华民族是个比较勤快、勤劳,而且睿智的民族,我们的人民还愿意创业,有点钱也想着办企业,因此把大的环境做好,还是没问题的。

第二,现在我们的人力资本、教育在全球排第一,每年的学生毕业量,包括从国外回来的人才都很多,这是人才红利。从经济学上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会越来越大。

第三,当前我们科技创新、科技进步的投资量也越来越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研发投入2%以上,一些新技术领域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估计20262027年左右,中国会出一批颠覆式的技术和颠覆性的产业群,将会再拉起第二波经济上行。第一波可能是20182019年通过大力度的改革会拉起一波速度来,从历史来看,1980年、1992年、2000年这三波速度都是通过大力度的改革以及制造业开放倒逼改革扭转经济下行。此外,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如果20172018年计生政策放宽,20年后就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如果这三种设想都达不成,那就很会麻烦,但是我想我们肯定会有一波颠覆性的技术出来。

此外,中国人口众多,版图较大,产业链比较全,所以有大国规模经济优势。但是现在关键是改革,如果政府灵活一些,税费降低一些,中国经济应该就有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