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下简称《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世界目光将投向“落实行动”，全世界范围内将迎来考验各方能否兑现承诺、积极推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的新阶段。这份协定事关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安排，它的生效将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步，同时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此表示：“曾经难以想象，现在不可阻挡。”

2015年12月12日晚，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这项新协定即被称为《巴黎协定》，它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包含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两部分，涵盖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等各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要素。《巴黎协定》被称为继1997年制定的《京都议定书》之后，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又一实质性文件。

作为巴黎气候协定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资环委副主任的解振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低碳之路。在11月5日举办的“2016泰山论坛暨《巴黎协定》实施研讨会”上，解振华以“巴黎气候协定与中国能源产业发展”为主题作了主旨发言，介绍了中国政府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气侯变化方面已经在做和将要做的各项工作，以及这些工作将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创造哪些巨大机遇。

 

已有成效

 

谈及目前我国目前已为全球气候变化所做的贡献时，解振华以一些数据作出说明：截止到2016年9月，全国7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量达到1.2亿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超过了32亿元人民币。这些进展彰显了我国以实际行动应对气侯变化的决心。

解振华表示，2015年底巴黎气候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在全球气侯治理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巴黎协定》提出了全球实现低碳、气侯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重申了本世纪末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长期目标，同时注意到实现1.5摄氏度目标的重要性，全球排放应尽早达峰、本世纪下半叶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相平衡的中长期目标，鼓励各方制定到2050年的中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巴黎协定》明确了2020年后继续加强公约的实施，遵循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2015年9月联合国举行的历史性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于今年1月1日启动实施，反映了可持续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未来的趋势，标志着人类社会就发展的观念和理想目标达成了最新的战略共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议程在发展、社会和环境三大维度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倡导综合、包容、共享、绿色的发展理念，涵盖了包括气候变化的17个具体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支持实现这些目标和融资、体制和政策改革等提出了倡议，其内容是一张旨在结束全球贫困、为所有人构建有尊严生活、不让一个人被落下的路线图。

今年9月由中国作为主席国在杭州召开的G20首脑峰会上，首次将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组成的G20峰会的使命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期应急政策协调转向，将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纳入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与合作范围，致力于更加综合与长远地探索全球走出历时已久的衰退、走向可持续繁荣的发展道路，促进全球经济的长期复苏。这次峰会在倡导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千秋气候变化挑战、号召创新增长方式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指引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美两国参加巴黎协定的文书，进一步发出了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碳排放国携手落实《巴黎协定》、共同推动低碳发展的积极信号。在中美的带动下，主要经济体纷纷加速批准巴黎协定，欧盟更是创造性地改变了内部法律程序和议事规则，在成员国全部批约前完成并交存了批约文书，使《巴黎协定》与今年10月5日达到了55个以上缔约方批准、占全球排放55%以上的双“55”生效门槛，于11月4日也就是昨天正式生效。巴黎协定生效速度之快在国际法领域史无前例，创造了全球治理中的一个奇迹，同时也反映出全球向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清洁能源体系已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各国都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道义制高点，积极承担责任，主动做出贡献。

11月8-17日，在马拉喀什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是《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大会。会议以落实巴黎气候协定为主要任务，对进一步谈判《巴黎协定》落实涉及的机制和细则做出安排，并已加速落实各方已经作出地2020年前承诺，为2020年后落实《巴黎协定》、加强气候行动奠定互信基础。马拉喀什大会进一步鼓励城市、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动员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前，各国都在采取措施、行动落实“协定”和“议程”。全球已有190多个国家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各国也都在奇偶及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政府也发布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家方案。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创新与选择的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源于发展，最终也只能通过发展路径和增长方式的创新加以解决。18世纪中叶爆发工业革命以来，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主要是通过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并大量投入资本和劳动力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采用的是外延式发展模式，也就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但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进程表明：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后，经济结构、产业定位、经济活动等内容都发生了具有规律性的变化，增长的动能在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分布，更加向后者倾斜，这相应带来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和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的持续提高；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持续上升并会超过制造业的占比；与投资相比，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占比显著上升；能源消费、局地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部门分布也将从以重化工业部门为主逐步转移到建筑、交通比重大幅上升的格局；在收入分配格局上中等收入人群占比将大幅上升。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还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例如人均GDP达到2.0-2.5万美元时，能源相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在人口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相应排放总量也将达到峰值。但不发达国家也呈现了不同的路径，即达到相似人均收入水平时人均排放的差异较大。

美国达到排放峰值时的排放水平是人均超过了20吨二氧化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都在人均18吨左右，德国接近15吨；而日本和欧盟水平则在10吨左右，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均峰值水平则不到10吨。这些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我们构造一个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与气候治理体系，能够在发达国家率先强化减排并对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后期发展中国家将可能以相对较低的人均排放水平达到与发达国家相似人均收入水平。如果是实现了这一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就实现了发展路径创新，从历史的观点看，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做得更好，这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做出历史性的贡献。结合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看，温室气体排放与收入水平具有对应关系，我们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在促进收入不断提高、提别是促进实现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保障粮食安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教育等目标的前提下，探索更为智慧、更为有效率、更为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发展路径，寻求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创新，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通过发展路径创新解决恢复经济繁荣、增加就业机会、加强经济安全和改善民生的任务。由此看来，“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间的协同落实十分重要和紧迫。它不但将发展、环境和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还是系统解决全球、区域环境困境的有效方法，在未来必定会带来全球经济和主要国别经济全新的面貌，对于全球经济走出萧条、确定新的结构调整方向、形成新的增长动能、重新走向可持续的繁荣意义重大。经过各国艰苦努力、充分协商取得共识，达成协议，明确了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通过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和气候安全、确保所有人共享繁荣的共同目标。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实践清晰地描绘出创新和绿色低碳发展的轨迹和蓝图。我国2009年和2015年分别向国际社会承诺了2020年、203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提出以2005年为基年，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2030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2020年达到15%左右，2030年达到20%左右；森林储积量2020年增加13亿立方米，2030年增加45亿立方米；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努力尽早达峰。峰值等自主贡献目标的确定，实际上建立了中国质量效益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倒逼机制。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国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取得显著的成效，经济上翻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碳排放强渡大幅度低，非化石能源利用快速发展，主要污染物排放显著下降，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没有随GDP同步增长，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逐步提高，发展的轨迹逐步绿色化、低碳化。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断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其结果必然是碳排放与GDP增长逐渐“脱钩”，在碳排放达到峰值后实现脱碳发展。同时，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财政、税收、价格、金融、投资政策支持“组合拳”，仅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节能环保支出就达到4818亿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6%。

尽管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和发展潜力。解振华指出，“据世行报告，近20年中国累计节能量占全球52%，但2014年我国单位国内什么总值按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1.7倍，远高于发达国家。”燃煤工业锅炉能效水平和电机系统平均运行效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节能潜力仍然巨大。水资源产出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62%，约是英国和日本的6.5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居世界第一位，接近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排放量的总和；人均排放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虽然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仍只有12%，而欧盟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有1/4的能源消费来自于非化石能源。主要资源产出率与先进国家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建筑、交通、农业、消费等领域节能减排任务仍然艰巨。

 

市场空间

 

资源环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必须坚持创新，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才能补齐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在确保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快转型升级，继续深化节能减排、提高效能、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非化石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生态建设等政策措施，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我国已经确定自主贡献目标，实际上建立了质量效益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倒逼机制，也为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投入来看。据有关研究机构初步估算，按2010年价格计算，从2005年到2030年，我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任务，大约需要投入4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6.7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已投入10.4万亿元，未来15年代还将投入约30万亿元。到2030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每年平均超过1.5万亿美元，大约是美国的4.4倍。

从产业规模来看。绿色低碳产业目前就业人数为2400万人，未来15年还将吸纳4500万人就业，总计吸纳6900万人就业。

从鼓励创新来看。降低减碳成本的方式主要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引进市场机制以及加强政府监管。技术创新方面，大力推动新能源发电技术、化石能源利用清洁低碳技术、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探索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推广绿色建筑，推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大力推广节能和新能源交通工具。碳定价和市场交易机制方面，计划2017年将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包括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和航空等8个主要工业行业年能耗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约7000家，总排放占当前全国化石能源燃烧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全面建成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需要较长时间，2020年后将视市场建设运行情况做相应的调整完善。

从全球来看，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市场更大。世行宣布最新气侯变化行动计划，到2020年每年提供290亿美元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新增（30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目标）。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报告称，全球风能市场未来五年装机容量翻一番（由2015年433吉瓦到2020年增加到792吉瓦）。麦肯锡发表《绿色化未来，改变工业能源使用方式的新技术》最新报告称，占全球能源使用量近一半的制造业预计每年可通过管理创新和节能技术投资减少6000亿美元的能源支出。现有INDC可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7摄氏度，离2摄氏度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未来还会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的目标，如欧盟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从2014年的16%提高到27%。欧盟发布的《2050年能源路线图》提出，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将达到55%。奥地利有的州已实现100%绿色供电。非洲计划大幅度提高太阳能使用量，印度已建立了国际太阳能联盟，巴西提出大力发展生物燃料。这些情况表明，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向已成共识，能源革命已经成为大趋势，只有抢占低碳技术和低碳市场先机，才能占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