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4日，G20杭州峰会即将举行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

它的前世今生是何模样？

它为全球经济复苏做了哪些贡献？

在这一次，它将会谈及什么？

为此，本期“名刊名著”栏目，采访了《2016：G20与中国》

编委之一——贾晋京教授

 

著作节选

 

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药方”

 

全球危机下的全球治理成果已经证明，G20是各国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分享智慧、达成方案的有效机制。当G20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型成为全球治理平台，就需要解决如何进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常态化机制问题。面对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全球治理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找准“病灶”，精准“把脉”，看看世界经济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第二，对症下药，为促进全球治理开出“药方”。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复苏步伐一直缓慢，其“病灶”在于：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动能已近尾声；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的缺陷逐渐显现。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却保持了较高增速，并使得实体经济“底子”不断“加深加厚”。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成效及可持续的增长潜力，表明中国拥有促进发展的独到经验。而中国主办G20峰会，将意味着世界有机会分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药方”。

 

一、解决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病灶”

 

目前G20各成员方都提交了各自的中期增长路线图，其中存在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各成员方的关键政策承诺侧重点各有不同，没有关于相互协调的说明，潜在地存在相互竞争或相互抵消问题，可能导致“零和博弈”造成对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外溢效果为零甚至为负。

换句话说，在增长战略方面，各国是“有整体目标，无全面协调”。全球增长不是一国就能解决的，在G20层面而非各成员方层面上制定整体性的政策，建立切实可操作的执行机制，已十分必要。因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通过慎密的研究和长期的跟踪认为，需要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

这不只是各成员方增长战略协调的需要，也是全球已承诺的政策目标体系变得复杂化急待通盘考虑的需要。这种复杂性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联合国层面上“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进展，即2015年9月底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批准的《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SDG），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169个子目标。G20如何与SDG并轨与协调相当重要。

二是全球层面上碳减排的要求。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在法国巴黎举行，各方尤其是中国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郑重承诺。因此，G20讨论全球增长必须考虑到碳减排约束日益严格的趋势。

三是发达国家减少财政赤字的约束。美国与欧元区都执行“结构性减赤”的长期政策框架，以及部分国家提到的退出“量宽”等政策，都会对他们的经济增长产生冲击。

此外，当前地缘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等不确定性事件冲击着全球增长；全球性通缩、金融市场动荡等系统性风险威胁着国际经济；而重大创新缺乏、基础设施投资与互联互通不足等支撑性要素不力则拖累着世界发展前景。这就更需要建立全球可持续增长的协调框架，增强各国的抗风险能力，并实现G20整体政策效果正向外溢，避免相互抵消。

“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应由一个顶层机制、三张机构网络、十方面合作平台构成。

一个顶层机制是“长期愿景机制”，负责制定并指导G20增长战略的实施。“长期愿景机制”的操作方式可以是先形成一份“G20经济发展愿景”文件，确立五年期发展目标。此后，在领导人峰会、协调人会议、部长及副部长级会议都经常予以修订并讨论如何实现。

十方面合作平台是十个方面的G20成员方产业政策沟通与协调平台，综合考虑G20现有机制及未来发展要求，参考中国案例，建议为金融与投资、劳动与就业、商务与贸易、工业与创新、农业、基础设施、资源与环境、能源、发展、旅游十个方面。

为保证协调各国的增长战略，应建立四方面的执行机制：一是设立执行秘书处，不断与各自国内联络并共同起草文件。执行秘书处可设立在中国，并在各国设立代表处。二是建立“共同工具篮子”，为G20成员国发展提供了政策选项范本。例如，G20可考虑设立全球粮价平准基金，用以干预粮价过度波动。三是设立政策效果相互评价机制，建立增长战略的政策效果互相评价机制。四是探索奖惩机制，对一些不达标的国家予以类似削减授信额度这样的处罚措施。

 

二、为世界经济描绘新愿景

 

中国对全球经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仅列举几个简单的数据即可窥一斑：

——2008-2014年，中国一国贡献了全球新增经济总量的30%以上，按最近三年算，则达到44%。中国现在即使7%的增速，年增量也达8000亿美元，超过金融危机前两位数增速时期的增量。对稳定全球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金融稳定对全球的贡献：2008年以来，中国没有发生大的金融波动。2014全年，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3.48%和3.49%；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77%，数据平稳且处在合理区间，对于“大通缩”的全球环境是强力稳定剂。

——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按照联合国脱贫标准，30多年来中国累计使6亿人脱贫，占同期全球脱贫人口总量90%。

正是由于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中国经济对全球有着“全产业链”的影响力，2016年中国主板G20峰会，将如何推进这种影响力转变为全球发展的“新动力”，才会对世界中长期增长前景意义深远。通过四个关键词可以概括为中国为全球治理带来的新愿景：

一是“希望”。中国过去30年没有发动过、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没有产生过难民、没有轰炸过他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大国。中国正在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些机制让人看到世界进一步增长的活力和动力。中国积极参与G20、金砖国家、APEC等机制建设；通过建立联通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已与22个国家签订14个自贸协定；中国参与对美国金融危机、欧元区的反危机救援，还建立了亚投行吸引了50多个国家的参加，弥补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这些中国的作用，都让人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活力，也应该看到世界的希望。

二是“创新”。创新是本届中国政府最大的特色之一。中国正在鼓励所有企业和个人投资，明确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在新技术推广中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技术的商业转化过程。中国的创新将有助于构建“全球创新体系”，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根本动力。

三是“联结”。当前中国贸易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位，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在2014年首次达到世界第一位，对外直接投资2014年1231.2亿美元，达到世界第三位。预计202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和资金双向流动规模在全球的比重也将进一步上升。现在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国力提升以后分享国际公共产品，并促进经济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四是“包容”。中国目前刚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决定了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政策。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世界地图前制定五年规划。其中一个大战略就是，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和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

 

 

本刊专访

 

《财经界》：我们知道，人大重阳与社科院在不久之前，曾举办二十国智库会议，即T20，与G20是否有一定的关系？

贾晋京：二十国智库峰会，即T20，是G20重要的外围会议之一，是全球智库代表为G20贡献智慧与思想的重要平台，并以其对理念G20的政策决定和实施的重要影响而备受瞩目。中国人民大学以重阳金融研究院为主要平台，2015年，研究院被官方授权为2016年T20官方牵头智库，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两家单位分工合作，在北京、深圳、上海、华盛顿、利马、柏林、日内瓦、孟买、浙江安吉等地共同举办了近10场T20会议，为G20峰会顺利召开献计献策。

在今年5月外交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王毅介绍的有关杭州G20峰会中提出了十大成果：一是制定创新增长蓝图，二是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三是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四是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五是制定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六是深化国际金融构架改革，七是创立三位一体的反腐败合作，八是发起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九是制定创业行动计划，十是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早生效。这十大成果中，有五、六个我们参与了，关于“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在十个成果里列第三项，主要由我们完成。

 

《财经界》：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G20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贾晋京：关于G20形成的历史背景，在前期它的治理体系是完全没有的，初具功能要从G7说起，G7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形成了领导人临时会议机制，它是一个机制、一个论坛。

1973到1974年西方世界出现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胀加剧，失业剧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1975年11月，法国巴黎召开了有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首脑参加的峰会，1976年，加拿大也加入了这一峰会机制，形成了G7机制。

由于没有秘书处，我们称G7是一个机制、一个论坛。由于它不是国际组织，所以不能出台国际间的政策，只能是各个国家出一些国内政策的相互协调。

在G20的文件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用词叫做“要控制负面溢出效应”，即一国国内采取的政策，在国际上产生的、负的效果。举例来说，一国乱发货币，全球总的货币量就增加了，虽然短期能够使产品价格变得便宜一点，产品销路会增加，但如果别的国家也这么做，货币滥发，就会造成一些负效应。

因此，G7是一种国内政策的协调，形成一种核心的东西，即能够进行国内政策相互间协调的最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具有国际性。不管是G7，还是G20，它们首位的议题都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1985年时，G7占到世界GDP总量的85%，对比当前，它们只占到47%。

G7如果说是前传的话，那么G20的诞生与其有些关系。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世界对一个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需求日益迫切。1999年时，G7国家召集二十国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当时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11月，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召集二十国在美国华盛顿召开G20首脑峰会，以应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当今世界首要经济和金融治理论坛——G20论坛的诞生。

 

《财经界》：为什么说G20是当今世界首要经济和金融治理论坛？

贾晋京：G20是一个探讨国际经济变革的特定场合，它的成员包括了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G20覆盖世界90%的GDP、80%的全球贸易和70%的人口。

无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还是G20领导人峰会，官方的界定都是非正式的，非正式机制代表没有特别严格的加入标准和加入门槛。客观讲，G20这二十个成员占全球GDP总量的90%、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这是一个客观现状。

因此就体量来说，G20也很具有代表性，全球没有其他论坛有这样的体量。但这并不等于G20成员就是全球前20的最大经济体。还有国家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加入。

在过去几十年里，市场全球化造就了一批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它们需要被纳入到国际事务的决策中来。新兴市场国家地位的崛起十分明显和突出，比如它们的产出和贸易额在全球的占比越来越大。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相比G7等其他一些机制、组织，G20 更具代表性，因为前者只包括工业化国家，且这些国家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在不断下降。然而，G20的这种代表性是以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的分歧为代价的，因为成员们拥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文化传统。因此，共识可能会更难达成，但是这对更完善的全球治理是不可或缺的。

 

《财经界》：从1999年到现在，G20在世界经济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贾晋京：G20起到了不少作用。首先我们应该从“假如没有这个机制”的角度来看，G20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用形象的说法就是，是“I”还是“L”。如果没有G20，可能全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在2010年之后，止住持续下跌这种趋势，或者说就算止住下跌，也会经历很长时间。

G20这种合作机制，实际上是使世界经济在2008年发生危机之后的走势基本上形成了一个“L”型走势。“L”下边有一横，相当于稳住了，但是不能对它有不切合实际的过高期待，不能说有这个机制之后，应该成为“V”型，才是成功的机制，这是不切实际的。

G20领导人论坛是及时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高端论坛。它既是一个管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工具，也是鼓励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交流的非正式场合。G20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对保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平衡增长尤其重要。

G20一开始是危机应对机制，从1999年成立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就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是为了应对当时金融海啸。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也是采取了一些紧急的应对危机的措施的。包括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金融机构就是IMF、世界银行等的设立，也是最初的应对危机的机制，是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提出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人民币加入SDR，这个也是最早的时候由G20倡议的。

一系列措施之后，全球经济实现了“I”到“L”的转型，稳住了，但是增长却是乏力的。所以看到从2010年的时候，第四次G20领导人峰会开始在多伦多举办，研究制定如何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政策方向，即“强劲、可持续及平衡增长”。

先要经济危机止跌，才能再讨论如何恢复增长。全球经济像病人大病一场，心脏病突发，先得把病人救过来，才能制定下一步的康复计划。但是，就目前全球的经济状况来说，康复计划始终不是那么管用。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到2015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3.2%左右。对比2007年之前，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是5%，从5%降到3%左右，没有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水平。

《财经界》：9月4日，G20峰会将在杭州举办，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应如何理解？

贾晋京：G20的顺序是“强进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这个框架到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G20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即“全面增长战略”，到2015年土耳其是提出“调整后的增长战略”，至此G20要干比以前更多的事情，即今年要重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17个大类的169项目标。这169项目标涵盖了方方面面，不仅仅是传统上的发展，也包括了增长、贸易、投资、能源等传统上是宏观经济的内容，也就是说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框架底下，增长成为了发展的一部分。发展成了外延更广的意思，包含了增长在内的更为宽泛的内容。

从今年起，G20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就是咱们这届的主题：“创新、活力、联动、包容”。

“创新”针对全球增长乏力的根本问题。全球处理低增长状况被西方为主的国家用的最多的手段就是货币和财政刺激手段。在康复措施不得力的情况下，如果只是采取不断地加大用药剂量的做法，直到最后不断加大用药剂量不管用的情况下，就需要针对病根来诊疗。

病根就是创新不足，需求乏力。需要通过创新打开新的增长局面，克服全球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这个根本问题，因此要创新，要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动手术，不能只是加大用药力量。

“活力”主要讲经济和金融监管方面的措施。经济和金融监管一直是历届G20里面排在第一项的，它的核心就是经济和金融治理，是从财长和央行行长这个机制发展起来的。在经济和金融里面，这个叫做更完善的经济和金融治理。更完善的经济和金融治理针对的问题是本身爆发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金融的虚拟化、衍生化过度发展。经过金融危机后，美日欧都在大规模印钞，全球累积了大量的货币，累计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以上，直接从央行出清出来的，经过金融市场上的杠杆以及其他方式，全球至少增加了百万亿美元级别的货币量，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所以要有更完善的经济和金融治理机制。现在全世界经济的脱实向虚这种问题是日益严重。

“联动”主要讲的是国际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当然是联动的了。联动是实现全球整体、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各国动作联动，才能减少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实现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优势互补。

“包容”强调发展的价值要惠及所有国家，从而释放巨大的市场需求。

 

《财经界》：脱实向虚的后果是什么？

贾晋京：脱实向虚会直接导致所有实体经济没有虚体经济赚钱。办实体企业的企业家不赚钱，经营不下去，把厂子卖掉，去做金融了，挣钱快，但是风险也大。在西方，衍生的虚拟金融发展到了更高的层级、更高的水平。我们知道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里，因为金融市场体现交易总和，绝大多数的交易， 60%以上的交易不是由人类完成的，是机器人完成的，计算机自动交易。60%以上是计算机自动交易，而且自算计自动交易的金额也是大部分被计算机所管理的，不是被人管理的。被计算机管理对于单个的，相当于它的基金公司，对于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最简单直观的好处就是计算机不会疲惫，不会犯人交易疲惫时犯的错，一个交易机会都不会落下。当金融市场里面绝大多数的交易和资金是由计算机来完成的时候，那一定会把货币炒成天量，并且滚雪球般放大，人类是拦不住的。

《财经界》：货币超发会有什么后果？会引发金融危机吗？

贾晋京：会引发，但这并非全球经济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因为按照现在世界金融面临的条件来说，从2007年时，早就爆发了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了。

但是现在不会，原因是2007年之后，全球建立了全球金融安全网。有很多防范危机扩散机制，这是G20的一个成果。在这种防危机扩散机制当中，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很大程度上化解形成系统系的金融危机。这个原理并不复杂，把金融危机的爆发看成是山体滑坡，那么要防范它发生大的灾害是有办法的，防止小的汇集成大的。一场山体滑坡，是由小的滑坡，越发展到后面能量越汇集越大。以几何体基础汇集能量，它就变成了非常严重的灾害了。但是防止小的汇集成大的，可以修一些防山体滑坡的防护体。山体向下，每隔一段修一道防护泥，小的过来，可以衰减不少能量，小的汇集不成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可以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有一定的防范作用，但也肯定导致一些严重问题，比如今年全球金融频繁的动荡，这种动荡规模是相当大的，只是汇集不成大的而已，也包括去年中国的股灾，也是全球经济不断地波动。

 

《财经界》：某些国家与势力正在掀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这是为何？全球化会逆转吗？开放与协作是否依然是趋势？

贾晋京：现在是一个全球价值链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可否认。联动强调的是基于这种价值链时代的认识制定延伸发展全球价值链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这样的政策措施。包括这次的全球投资的指导原则。之前只有国际贸易有统一的标准规则的，有这个组织WTO，但是投资是没有标准的，这次指定的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就是联动。至于说是不是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是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应该说是，从G20作为一个整体来说，G20国家出台的贸易保护的措施还有增加的趋势，WTO也是指出过的，但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在G20的层面，在国际上面制定这种政策原则的指导层面，一定是对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有共识的。没有人主张逆向而行。所有贸易保护的措施全是各国内基于其他的一些论述理由而形成的。

 

《财经界》：今年，G20在我国举办，开创了中国领衔全球治理议程的新历史。从我们向西方学习，到西方向我们学习，体现了什么？

贾晋京：2008-2014年，中国贡献了约39%的全球新增GDP。在国际金融体系表现出“脱实向虚”的倾向之时，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对稳定，中国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都陷入困境，西方各国疲于国内事务“救急”，无力提出新的系统性的治理思想。

而中国完全有能力提出更加全面、均衡的全球治理思路。中国国内治理的“四个全面”总体思想，如果借鉴到全球治理上，就是统筹目标、手段、保障、主体四大要素，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记者评价

 

中国G20事务特使王小龙

2016峰会的主题和工作重点，是中国基于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提出的。要推动2016年G20峰会就世界经济的关键问题达成积极共识，进而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当前形势下，必须拿出新思维，找到一条世界经济增长的新路径；完善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必须未雨绸缪，把危机重演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认真思考和审视G20的发展方向，使其真正扮演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角色。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

2016年在中国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对全球治理进程意义重大，相信各方都非常期待杭州峰会能够提出一些战略性、创新性的政策主张和发展理念，我们也坚信通过各相关方的共同努力，杭州峰会一定能够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提供新的积极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当前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之中，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许多突出的难题。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堪忧；二是全球债务水平持续高企，出现新一轮经济危机的风险加大；三是国际贸易持续低迷甚至负增长；四是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设定，但实现目标任重道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

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席国，中国可以发挥搭建桥梁、推进增长和催化作用。

 

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TEPAV）创始人兼执行总裁吐温·萨克

土耳其在建立具有转型的议程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投资、执行、包容性是三大重点，希望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可以继续推进转型，举办一届有变革性的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