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已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全球经济的发展也是错综复杂，围绕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8月18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2016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跟踪——世界经济格局是否会出现重大历史性变化”为主题，举办了第一期“世界经济季度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任海平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等经济领域专家，就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如何复苏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分析。

 

话题一：全球化趋势是“去”还是“留”？

 

张燕生：回顾历史，全球化1.0版是1870年到1913年，因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全球化2.0版是二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因两次石油危机而中断。这一次全球化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该继续向前，还是会发生趋势逆转？

实际上，受开放、市场化和创新三大作用力驱动的全球化，历来都被看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将给全球带来重大战略机遇，因为从世界历史因素来看，凡是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因此，搭上全球化的这班快车，往往会获得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高发期。此外，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不一定是全球化红利最大的受益者。第一次全球化由英国推动，而此阶段恰恰也让英国由盛而衰，美国、德国却由弱而强，为什么？因为当时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或者叫“第二次产业革命”，而英国忙于构建日不落大英国、无暇顾及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所致。

而且，从世界历史的数据看，凡是全球化时期，贸易就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凡是去全球化时期，贸易引擎却往往熄火。当全球贸易低迷，各国制造业纷纷回归；当美国对海外投资征税，当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影响呈现分散化，这个时候，中国必须要推动外贸发展、战略转变。

曹远征：这一轮全球化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由冷战结束看到一种现象，经济增长快，且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体制一致性采取市场经济体制，于是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所以过去我们在描述经济全球化通常说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第二，由于冷战结束，全球的市场开放，于是生产力出现了全球配置，这个时候不是垂直分工也不是水平分工，而是全球的生产力配置，变成了一个生产链条横卧在世界各国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且形成三个板块连成的新格局。

第一，欧美发达国家工业竞争力不行的时候发展服务业，服务业覆盖全球。第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制造业为龙头，把廉价的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纳入全球化的过程，形成了廉价制造，产品倾销全世界，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第三，欧美国家的大量进口带来亚洲地区的工业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亚洲地区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从而带动了资源输出国国家经济的增长，这些国家资源价格飙升，通过向亚洲国家出口获得巨额外汇储备，这就造成国际收支中间出现很大的问题，欧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经常项下逆差，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经常项下顺差，就是全球不平衡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又放在美国，投到美国金融市场，于是支持美国居民的负债，维持和推动了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就出现在这个“循环段”，直到现在也没走出困难时期，经济复苏依然乏力。

过去我们认为这个困难可能是经常项下的顺差过大或者是逆差过大、经常项下的不平衡的影响导致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5年低于GDP的增速。贸易增速是经济和金融的支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全球开始陷入金融动荡之中，保护主义也开始抬头。当前，各国都在讨论是不是要关闭资本账户，国际收支中间资本项下是不是要进行管制，似乎全球化正在去的过程中。

裴长洪：世界经济和世界格局降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回到经济全球化是去还是留这个问题，我个人给它下了一个判断，叫做经济全球化总的趋势没有变，但是有一个减速转型的新阶段。为什么减速？原因很简单，因为整个经济活动在减速，全球化能不减速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上一轮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从内在原因来说，是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分工的深化、细化，也就是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分工扩大，已经接近尾声了。生产力最重要的生命力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产生的分工体系是扩大交换、推动国际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这一轮科技革命的结束，整个经济贸易活动自然就减速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上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参与了这一轮国际分工体系、交换和投资规模的扩大，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加速器。现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优势因素已经开始弱化，全球经济也相应进入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

赵晋平：从全球格局和全球化的演变来看，近全球化以来，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在全球的地位是上升的，发达国家却相对下降，这是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本身的份额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全球经济格局加快演变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

全球化实际并没有结束，尽管我们看到它短期由于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放缓或者出现负增长，但从一些跨区域的矩形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来看，只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是TPP还是TTIP，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成为新时期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方式，也就是说过去的全球化也可能是在WTO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主导下的一个全球化，但未来的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则来自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也就是说，未来全球化的进程将以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要方式推进。

 

话题二：这一轮全球化最重要的实质是什么？

 

曹远征：最重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或者说全球经济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抑或是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沿。

首先观察一下全要素生产力，金融危机以后，全要素生产都在下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都在讲“互联网+”等各种各样的技术，但似乎并没有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不难看到，过去全球化是由体制和机制的变动主流工业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大家在同样一个技术水平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更低，更容易接受新的技术，让产品很快形成全球制造的中心。但现在并没有出现类似像内燃机、蒸汽机等变革型技术，所以它并不是更高的技术革命，只是主流工业技术的扩散，而且还会导致全球产能过剩。

因此当前我们需要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在什么地方？不妨先回顾一下过去的技术革命。蒸汽机时代是火车取代马车，内燃机让飞机取代了地面交通。但此后的技术革命很少在速度上有一个突破，所以，我们需要技术进步，要在速度上得到突破。工业革命成功与否，关键看工业技术上有无重大突破，是否带来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动。

尽管现在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但互联网信息的传输速度问题并没有解决物理的移动速度的问题。

而当技术不能进步，产能又在急剧增长，按照凯恩斯的办法就是扩大有效需求，怎么扩大有效需求？用新的投资、新的对象来创造需求，结果就造成金融上高负债。现在全球无一例外，各国都进入了高负债的状态。

事实上，自从二战结束，高负债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快速的去杠杆，高负债就是高杠杆，全球在这么一个高杠杆的情况下，时刻都在担心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美国虽然想再刺激一把，但也不敢把油门加的太大，踩一脚油门赶快收回来。

高负债下不来，新的技术革命又没有出现，全球的需求必定是处于萎缩之中的。这时候，全球化真正遇到的重大挑战，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和周期问题，更重要是人类未来走向。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正在出现一个碎片化的过程。

 

话题三：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是否掉入长期停滞陷阱的风险？

 

张燕生：2016年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全球不确定性风险较多的一年。IMF今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全球经济面临着广泛停滞的风险。

从全球债务率的上升情况可以看到，根据IMF的数据，去年全球债务率是高于2014年，而今年的上半年全球的债务率在发达国家仍然是保持着高位，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总的债务率是呈现出一个明显上升的趋势。因此，我们发现全球经济恢复乏力，主要是全球缺少有效需求，风险明显大于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忽略三个事实：一是1990年IT泡沫和金融泡沫，对全球经济深层次的伤害远大于现在的预期。二是2011年以来全球化红利峰值和全球恐怖主义的猖獗，意味着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文明的冲突、地缘政治的冲突和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三是危机以来全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缺少协调，以邻为壑，各自为战，各种负的全球外溢效应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大的风险。

赵晋平：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看，这个风险确实是在上升的。比如，以全球贸易额增长的情况来看，在2015年下降了13.2%，2016年一季度根据WTO的快报统计是下降了7.4%，下降幅度之大是历史上少有的。

而且，根据现在跨境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也是不乐观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境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且有时候跨境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要回升，为什么？经济困难的时候企业之间的兼容重组会加快，意味着并购投资会上升，但不足以作为支撑经济可能回升的一个信号。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数。如以美国经济为例，根据目前的分析，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及。从出口指标看，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占到整个出口的4%，但对欧盟的出口占到20%；从投资指标看，美国对英国企业的投资占它整个对外投资存量的20%，而对欧盟却占到整个存量的50%。

对中国经济而言，英国“脱欧”短期内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是一个机遇。就金融方面而言，英国是中国人民币海外离岸市场的重要中心，而且英国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业的发展在全球都是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但由于一体化含量的改变，服务业失去了向单一市场覆盖的条件，一定意义上也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英国“脱欧”，对英镑的地位、对欧元的地位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这反而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张永军：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为什么缓慢？首先是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出现了问题。一方面，发达国家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而且因技术工人长期不就业，即便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其技能实际上也是削弱的。对整体劳动力的效率是不明显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老龄化趋势，一个老年人身体状况不行的话，就退出了劳动者队伍，这对整个全球劳动力供应来说，增长速度大大降低。

第二，资本的增长也在放慢。发达国家，因为老龄化，储蓄率尤其是居民的储蓄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经济要加速增长，储蓄率首先要达到一定水平，然后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目前为止，跨境的直接投资还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这种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原来可以通过吸引外资促进它的增长，而且吸引的外资还可以带动国内大量的投资，但是由于跨境投资的削弱，实际上对于净增长带动作用更虚弱了。

第三，效率越来越低。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自金融危机之后，突破性的科技创新几乎是没有的。同时，由于全球化步伐相对减慢，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扩散效应也随之减慢。此外，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资本市场可能处于一种更紊乱的状态，比如汇率的变化浮动非常大，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率协调也不好。整体来讲，全球范围内资本配置的效率也在下降。

第四，全球化的分工态势有所削弱。比如，美国过去某些产品的生产环节可能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但现在因制造业回流，吸引原来在其他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回流到美国，生产环节也回到本国。而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的国家，这样的回流必然使原先的劳动生产率受到抑制和削弱，不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保持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话题四：在全球化减速和转型的新阶段，有哪些积极的因素？

 

裴长洪：首先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突破，已经在各个领域呈现了生命力，而且已经或者正在并将不断继续开拓网络经济的新空间。网络经济成为一个新的空间，以互联网核心技术、传输技术、工程技术以及网络的硬件基础设施等组成的技术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在生产生活中正逐渐加大影响，像大数据的收集、生产和跨境流动，都对各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形成，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美国仍然是站在这个分工体系的制高点，它几乎垄断了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所有领域，且形成了以新技术为核心的跨国公司，这种新的分工体系，推动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强化。原来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是需要依靠生产贸易活动、实体贸易活动，而且如果没有别的服务劳动、服务产品，这种价值链、供应链很难形成。但现在的互联网技术使服务劳动、服务产品的可达性、可贸易性大大增强。所以，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的价值链、供应链布局，就有了一种新的内容，覆盖能力也扩大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也让知识型的服务劳动能够跨境流动，比如像软件编程、工程设计、医疗检查、会计、法律、咨询工作都能在一瞬间跨境流动，而且服务劳动的价值量大大提高。

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是被拉进经济地理版图的，但这次我们要拉别人进来，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是未来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潮流。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微观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原来的经济全球化的微观组织结构是跨国公司，尤其是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现在有了以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型的跨国公司，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微观组织载体有了一种新的面貌——跨境电子商务，在跨境电子商务当中还形成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比如像中国的阿里巴巴。这种微观组织载体和原来传统意义的跨国公司已经不一样，原来的跨国公司无论交易额有多大都是自身所得，现在则不是，比如阿里巴巴的营业额是由它和在这个平台上交易的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共同完成的，所以就出现了共享经济收益。原来的经济全球化缺乏普惠性、共享性的重大原因，就是它的收益完全是由少数国家和跨国公司得到。这一轮新的全球未来转型的趋势是需要走向普惠贸易和共享经济。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多极化已经在形成。而且伴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减速，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仍然会出现类似于英国“脱欧”之类的趋势和现象。但只要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依然能成为其中重要的受益者。

 

话题五：面对当前的全球化形势，中国应该怎么做？

 

张燕生：中国离负责任的全球大国还有多远？就此而言，有三种能力是我们下一步要努力取得的。一是全球市场的领导力或者主导力；二是全球规则的领导力和主导力；三是全球经贸调整责任的担当者和领导力。

从这三个方面看，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甚至可能会比两个一百年所需要的时间还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全球进入到风险可能大于机遇的情况下，中国处理好自己问题的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承担起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积极地推动深度融入世界的两个轮子：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全球自贸区战略。借此渐进地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未来。

曹远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命运共同体，这跟过去的全球化规则不一样，最核心就是包容性，旨在共建、共享、共赢。但是，如果这个理念要构筑新的全球化，挑战也巨大，因为它是对整个世界理解的一个重新构造，对世界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规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全球现在处在春秋战国时代，最大的风险是，如果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中国可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在周边国家，应该奠定一个基本框架，我们认为中国东盟“10+1”，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周边性的区域性的安排，包括中日韩自贸区的安排，可能是最重要的制度性框架，如果我们还不能对全球发挥重要作用，至少我们要把周边的事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走到今天不可回避的问题。

张永军：面对当前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中国的努力全球有目共睹。第一，中国政府提出很多政策，实际上不仅有利于中国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对于全球经济增长来说也非常有利。比如我们坚持鼓励创新，在一些全球比较先进的技术研发上，投入的力量比较大，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第二，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把中国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向中亚、东欧、南亚、东南亚等区域转移和扩散，不仅加快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扩散的进程，更有利于加快全球经济增长。第三，“一带一路”战略中，我们还倡议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这些金融机构成立之后，有助于各国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去配置一些长期资本，这样的话，也有利于提高全球范围内资本配置的效率，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也能够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