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武琪

4月23日，由“人大老博士论坛”、人大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供给侧改革与数字化普惠金融——人大老博士论坛圆桌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供给侧改革、数字化普惠金融实际上是三组词。那么站在金融的角度来说，目前什么是金融业的短板，中央提出补短板，我觉得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的供给，一些弱势小微企业，一些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供给，毫无疑问是中国金融业目前的短板。”

 

金融业的短板之困

 

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说，推进金融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发展普惠金融来弥补金融业的短板，潘功胜就此提出解决之道。他指出，“发展普惠金融也是‘十三五’规划所确定的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

长期工作与观察中，潘功胜对政府部门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深有体会。他表示，近年来，政府在进行政策的引导，建立一些风险分摊的机制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人民银行和相关金融管理部门都在积极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我们讨论普惠金融核心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农村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当时，我国银行金融机构较少，改革就是大型银行基本从农村退出来，撤机构、裁员，导致农村金融社发展缓慢。从本世纪初由于对大型银行进行改革，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的小微金融，中国金融业发展突飞猛进。

近几年，关于普惠金融的探索一直在进行，但因其“普”、“惠”所涉及的成本和风险，以及围绕着一个成本和风险，普惠金融的供给如何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一直是一个瓶颈问题。“所以提升它的效率，降低成本和风险水平，始终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潘功胜说。

以农业银行为例，农业银行是在中国农村提供主要服务的金融机构，有50万员工，两万多家机构。虽然农行在农村金融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也需要跨越在农村地区尤其在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问题，所涉风险需要考虑。“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的路径，另外一条路径，就是说探索通过技术的进步，降低提供普惠金融供给的成本，提升它供给的效率和降低它的风险的水平。”

 

数字技术为困境提供解决新路径

 

数字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为金融业开辟了一个新的扩张普惠金融路径。因为数字技术在金融业的运用，首先在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现在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晚上也可以在家办理业务，在偏远地区都可以较为便捷地享受金融服务。

另外数字技术还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例如数字技术降低了传统银行人工的成本、信息的运营成本，以及整个金融业运行的成本。与此同时，还可以向通过社会扩充社会的信用信息，在防范信用风险来评价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的时候，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普惠数字技术在推动金融业的技术革命的同时，数字技术并没有改变金融业的风险属性，虽然有助于降低风险。”潘功胜表示。数字技术的进步，降低了金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助于降低这类的信用风险。但同时也放大了一些风险，并创造出新的风险。举例来说，数字技术的进步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在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容易产生延迟效应，因此对市场的稳定性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再比如现在的电子交易、电子支付系统，实行高频交易，在一秒钟的时间里面，便可进行高频次的、大量的交易，而一旦出现失误，对市场产生的冲击也非常大，两年前的光大乌龙事件就是如此。

此外，数字技术在提升正面效应的同时，也让一些负面的违法的行为更加隐蔽，如一些非法集资等。它的涉及面更广，破坏性更强，而且可能使监管部门在进行反洗钱的时候变得更加困难。从去年开始互联网金融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互联网金融应该说是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运用程度比较高的一个行当，但依然发生e租宝、泛亚这样的事情，影响面较大。

规范框架内有序运行

 

鉴于风险，中央决定对互联网金融开展专项整治。

“另外，还需注意数字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就是说它在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解决了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深化的同时，可能会带来新的金融服务的供给。”潘功胜表示。这会使一部分更加特殊的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加大。

近期，西南财经大学有一份调查显示，农村地区家庭开通网上银行的比例降低了好几倍。调查分析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直接压制了农村互联网金融普及率的水平，农村受教育程度低，也造成了对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而有些金融机构在应用数字技术的时候，利用海量的信息和对客户的分析，会进行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可能会把穷人排除在其金融服务之外。

最后，潘功胜说，在人民银行积极的倡议和主导推动下，数字化普惠金融也是今年G20峰会重要的议题，现在各方也在商量制定一个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高级规则就是在G20的平台上，“希望把中国的实践，特别是业界的探索和学术界的思考，尽可能加以提炼深化为国际公认的标准，为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