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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君:找准东北创新发展新支点

本刊记者/王海蕴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决战序幕已经拉开。最受关注的区域战役,是任务最为艰巨的东北地区。自2003年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发展。201512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中央认为,东北振兴目前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地方和市场该如何发力,才能推动东北振兴迈上新台阶?近日,《财经界》记者就东北振兴相关问题专访了我国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专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金凤君研究员。

金凤君从事老工业基地研究已经二十余年。他指出,自2003年实施振兴战略以来成效显著,东北装备制造业和资源优势型产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实力明显提升;现代农业实现了稳步发展;民生问题和社会氛围也得到了巨大改善。但同时,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仍是东北地区最大瓶颈,新常态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如何由过去十年的“振”向未来十年的“兴”转变,需要新的发展动力,也就是说,要从产业、政策等方面重构动力源,才能推动东北振兴迈上新台阶。      

 

努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东北振兴十年,没有一个城市形成类似沿海经济特区、开发浦东新区的新机制与新模式。

金凤君认为,一个重要的教训在于东北地区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工业发展中贡献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到15%左右(2014年为10%,贡献率排第二),而东北该行业的贡献率基本为零。2014年东北计算机产量仅占全国0.01%,集成电路仅占0.27%,手机占1.3%

究其根源,东北地区公平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难以发挥培育新兴产业和孕育新兴业态的关键作用。

因此,对于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金凤君建议必须着眼于精准化施策。从新思路、新模式、新机制和新抓手上谋划新对策,使东北在“市场开拓”、“转变方式”、“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等方面走出新路径。

具体思路建议是“固本增效、优二进三、聚势升力、创新驱动”。金凤君认为尤其要大力扶植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选择有条件的新材料、环境节能设备、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智能制造设备、光电子、农产品深加工、轻纺工业等为突破口,通过产业门类的扩容壮大实现第二产业的结构转型和优化。

同时,要努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促进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并努力营造其他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动力。力争到2020年左右,使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014年的44%提高到50%左右。

 

创新发展需要新支点

 

除了成长缓慢的新兴产业,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也给东北振兴带来新的挑战。

金凤君称,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大情况下,东北地区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提升竞争力的任务将更加严峻。同时,东北在区域合作方面依然任重道远,不仅仅是三省一区合作的机制和路径没有建立,即使城市间有效的分工合作也需要重构或优化。此外,还有任务繁重的城市综合改造,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区域创新能力和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等。

未来,东北地区如何在挑战中取得新的发展,金凤君提出创新是重要路径,且要选择好创新新支点。

通过长期的研究,金凤君提出以各类“区”为支点构建新体制新模式的构想。

这一构想的具体思路是,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以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各类“产业区”等为抓手,改造提升现有的制造业聚集区,推动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支持一批(而不是几个)特色优势突出、产业链协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营造创新驱动的氛围和环境,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发展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高、专注与细分市场的专业化小巨人企业。

东北地区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是国家级“区”。金凤君认为,这是我国区域建设中的新机遇。从现有实践中不难看到,国家级新区正在承担全国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全方位扩大开放的窗口、国家和区域体制机制创新的综合平台、以及统筹带动城乡区域发展的核心功能区等四个重大的战略使命,把握这些机遇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

重庆两江新区显然是很有说服力的案例。经济快速增长,五年GDP增长13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4倍以上;形成了计算机、汽车等多个超大型产业集群。此外,国际化水平也快速提高,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发展迅速。

因此,《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国发[201428号文)中也提出“研究在东北地区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要求。

东北地区如何具体规划这些支点?在金凤君看来,国家级新区可以聚焦大连、哈尔滨和长春,综合改革试验区可选择沈阳等城市,产业转型与合作发展实验区则应放在有条件的三四线城市。

“以国家级‘区’为‘支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其率先形成经济增长极,进而带动所依托城市的功能升级,并通过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城镇群及更大区域的发展,形成‘实验区-中心城市-城镇群-更大区域’的递推式区域发展模式。”金凤君说。

“给”与“改”结合的政策转变

 

2003年国家正式启动东北振兴战略以来,国家、省域以及地市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东北振兴。

金凤君认为,这些政策在时间上分布差异较大,呈波动式变化。以2007年为界点,前期主要强调“输血”功能,针对亟待解决的问题,给予直接的帮扶和补助政策。后期侧重内容已经从“直接输血”功能向“提升造血”功能转变。政策自身也处于关键性的转型时期。

而且从空间层面上看,这些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东北地区区域政策主要是全区域政策为主,专门区域政策为辅。二是区域政策空间性随着时间发生着变化,由侧重全区域通用政策向强调子区域专门政策转变。但仍未在空间层面上形成分重点的发展战略和空间政策体系。目前,已有的部分政策已经失效或失去优势,也有一些政策力度不够或难以落实。

而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已经由“单项突破”的前期阶段进入“纵深推进、全面振兴”的战略新阶段,新阶段的重点任务是引导东北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快速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

因此,金凤君指出,政策的重点方向应是改革开放与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一方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对外经贸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更大的范围、更宽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推进对内开放。采取多种方式,吸引域外企业、各类生产要素进入东北地区的市场,积极吸引域外资金参与投资建设。

关于如何建立机制与要素投入相结合的长效政策体系,金凤君提出东北创新发展政策需要一个重要转变,即“给”与“改”结合,注重体制机制和创新驱动相结合,政策设计上充分考虑国企改革、产业项目布局、创新工程设置对地方经济、就业的带动作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突出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引导作用,大力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强化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区域分工协作、城市化改造、社会环境建设等领域的政策深化设计和引导作用。

同时,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未来振兴政策的制定,必须着眼于精准化施策。从新思路、新模式、新机制和新抓手上谋划新对策,使东北在‘市场开拓’、‘ 转变方式’、‘ 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等方面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金凤君强调。

 

 三方面激发市场活力

 

东北地区振兴需要国家、地方和市场合力。政策之外,市场力量如何释放?

金凤君对此提出三方面建议,首先,在营造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方面,要以各类产业区为平台,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改革试验,布局和组建一批基础研究中心,创建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完善重点产业技术基础体系。加快机械、航空、汽车、轻工、电子等行业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创新与科研院所合作模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围绕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扶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重点开展行业基础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和人才培训等。

其次,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应优化人才、资本、产业、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机制,激发新活力,培育发展新动力,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在东北地区快速发展。同时,努力破解政府直接参与创新资源配置偏重、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引领作用发挥不足、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创新管理体制滞后等问题,并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信息通信技术改造东北传统产业,促进新产品、新行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第三,推动东北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进行产业合作。金凤君指出,三四线城市发展活力不足是东北地区振兴与发展难点之一。大部分城市依托资源建立起来的产业体系由于受资源、市场和产业本身竞争能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加之不利的区位制约,面临较大困难。

他因此建议国家借鉴东部与西部地区“对口”支援的模式,以产业合作园区为平台,选择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发展状态好、经验丰富的城市,与东北有关城市结对子,在人才、管理、产业等方面合作,引进成熟的、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推动其创新发展,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