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优势产能其实就是一颗又一颗质量非常过关的种子,这颗种子实际上是合作的一个起点元素
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全球市场日益融合的大背景下,国际产能合作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也给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去年冰寒地冻的冬季,我们双方共同在贵国播下了一粒‘种子’,这颗‘种子’很快就‘发芽’,如今已经长得很茁壮了。”3月27日,国家总理李克强对来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说。
把产能合作比喻成种子,总理显然希望中哈产能合作的成功经验,能成为中国与更多国家进行类似合作的“新样本”,从而谋求互利共赢新途径。
当前探索初期的重要问题是,一颗优秀的“种子”,怎样才能找到优秀的土壤,并在国际合作中得到顺利成长?看似简单的过程其实并不简单。本刊记者近期研究了大量国际产能合作案例,发现成功者寥寥,很多“走出去”的勇敢者历经风险,中途折返者甚多,一些甚至“客死异乡”。
中国有色金属建筑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色股份)是我国国际产能合作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之一。作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行业的对外窗口,中色股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足迹遍及“一带一路”沿线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工程业务目前已涉及以伊朗为基地的中东地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中心的中北亚地区,以赞比亚为中心的中南非洲地区以及越南、老挝、蒙古、朝鲜、印尼、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几大主要市场区域。
中色股份的“种子”是如何培育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土壤中的,在从事国际工程承包和有色金属矿业资源开发中积累了哪些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在前不久央视《对话》的录制现场,中色股份总经理王宏进行了详细解读。
种子很重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年1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优势产能其实就是一颗又一颗质量非常过关的种子,在王宏前看来,这颗种子实际上是和国际合作的一个起点元素。
以有色金属举例,“我们的采矿、选矿和冶炼技术,品位高,储量大,在世界上已经进入先进行列。如果我们把这种先进的技术和优势的装备、产能输出去,输出到资源丰富、但现在工业化程度还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产能合作,才能让我们的优势和对方的资源优势形成互补,达成共赢。”
正是凭借优质种子背后的核心竞争力,中色股份连续数年被《美国工程记录》杂志评选为全球225家承包商和200家设计公司之一。多年的积淀创新,其已形成独具特色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和大型有色工业项目的管理能力。
从不缺乏大浪淘沙本质的国际市场本身也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从我国输出的产业项目来看,能够留下来并得到发展的都是靠技术和创新的优势产能。
分析高铁等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成功“走出去”的主要原因,多数声音认为国家的推动是一方面,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来自高端装备制造业近年来的研发突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通过有诱惑力的订单造就了我国高铁早期的垄断地位,但今日的成果最终还是依赖于其长期不懈的自主研发;如今能在世界享有美誉的中国桥梁,除了五千年的文化史上流传记载的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技术,大部分其实还要依托于近些年的不断专研与改善。
王文认为,要让中国的产能形成国际优势,就需要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发挥自主研发的优势。
这一点,多年在外拼搏的中色股份深有感触。王宏前表示:“我们在开采、选矿、冶炼上是非常精致的,也就是精打细算,品位高,储量大,人家可以不在乎那些边边角角,但我们在乎这些边边角角,精打细算,所以我们在技术上是有非常独到的地方,我们好多技术研发部门研发的一些技术,应该说非常实用。”
精打细算研发出先进实用技术,产能合作不断倒逼产业研发升级,实际上也是国家战略的更深层含义。1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开展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不仅是扩大国际投资经贸合作的重要机遇,可以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也是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
怎样找到优质土壤?
种子能不能长大,土壤很重要。对于国际产能这颗“种子”来说,什么样的土壤具备优质基因?
提到产能合作,多数人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合作的区域是非洲、亚洲、拉美及加勒比、欧洲和大洋洲,更多勇于实践者则直接把目光投向了非洲。
王宏前对此指出,判断一个区域合作的可行性,不能蜂拥而上,要考虑均衡与成本。
比如,前几年房地产冷下来,铁矿热了,大家都跑到非洲去搞矿。“有一个房地产(商)请我去,说是他在纳米比亚有一个铁矿,非常好,纳米比亚铁矿我们也知道,储量很好,品位非常好。我说这个事不能做,那个矿肯定不是在港口。从纳米比亚运到中国,运费多少钱?”
产能合作最终要带来双赢。王宏前坦言:“我们挣钱,别人不挣钱,肯定是人家不干啊。如果是对方挣钱我们不挣钱,我们也不能够干。”
所以,找到共赢的优质土壤很重要。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王宏前总结出合理判断的三个关键词:国别、资源和距离。
具体而言,国别牵扯到一国法律、税收、会计制度等政策法规的方方面面,如果单是资源好,国家的法律不健全,如会计制度不好、税收太高等,就应该果断放弃;资源可靠不可靠,资源储量、品位、开采和禀赋条件等处于什么水平,也是权衡是否能进行合作的关键因素;有些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很好,但是资源距离太远了,就要考虑合作后能不能拿回来,拿不回来就只能割舍。
“像我们公司资源开发部,每年开发项目大概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进行筛选时,有些项目拿来一看就扔掉了。”王宏前坦言。
打开中色股份国际产能合作版图能清楚地看到,其足迹已遍及“一带一路”沿线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工程业务已涉及伊朗、哈萨克斯坦、赞比亚、越南、老挝、蒙古、朝鲜、印尼、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几大主要市场区域。
鑫都矿业公司,是中色股份在蒙古苏赫巴托省的一个合作项目。在王宏前看来,这是中色股份国际产能合作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案例。
第一个优势,矿的资源非常好,禀赋条件非常好。不仅有100多万吨的金属储量,而且品位高。
第二个优势,蒙古和中国关系好,又是邻居。蒙方提供了很大的优惠:十年免所得税,再十年减半所得税。
第三个优势,距离近。
所以,王宏前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产能合作点”。目前,鑫都矿业公司已累计纳税1.6亿美金,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何去防范风险?
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合作背后随时隐藏着政策和法律的风险,以及不可预知的天灾人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内贸险部总经理潘乐认为,这些风险既不可预知但又客观存在,而且随时能发生变动和相互转化。
某国家因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赢得中国的青睐。战争发生以前,中国公司与当地合作项目大概有50个之多。但随着战火的蔓延,项目的损失可想而知。
如何抵挡这些风险?在王宏前看来,出口信保是一个非常好的风险转化机制,是国家专门为中国企业走出海外、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的一个重要手段。
“当时与该国合作的50个项目中,7家中国公司因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了保,战争发生两个月以后,他们就拿到了保险的赔付。”潘乐说。
潘乐表示:“出口信保不分等级,无论你是‘国家队’还是‘地方队’,不管是央企还是民企,我们都保。同时,作为信用保险公司,还会对国别风险做一些指导,每年发布国家风险报告。”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队伍的不断扩容,我国出口信用保障体系建设也在不断摸索和完善,但相关人士也指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以日本为例,日本1970年就开始进行海外投资,日本政府在海外投资方面给予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有两方面保障机制值得一提:一是完全用日本财政资金支持建立起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专门建立了一个关于海外投资损失的准备金制度;二是建立了海外投资的保险制度。
科瑞集团高级副总裁袁东指出:“这两种制度对日本的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无论是遇到怎样的风险,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
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是解决好信保评估难题。袁东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与当地进行合资,特别是亚、非、拉等产油国,其自身投资能力一般都比较差,融资需求更高。但融资的前提需要信保来提供支持,而目前我国信保评估的门槛还比较高,企业很难达到相应要求。
需要向更高产业链提升
随着中国国际产能合作路径的全方位开放,未来产能“走出去”必然还要伴随装备、技术、管理与标准的输出。
结合国家战略理念,产能合作将多打组合拳,将装备、技术、管理、标准和资本尽可能多地“打包”,与合作对象进行深度融合。同时,改变过去“短单”太多局面,产能合作、产业链的形成呼唤更多“长单”。
事实上,在战略理念之前,国际市场也已对产能合作提出更高更广的融合需求。
王宏前表示:“我们的设备‘走出去’了,实际上就带出了我们的技术和标准。”
但当前碰到的一个烦恼是,很多国家接受中国的设备和技术,但不接受或不用中国的标准,他们有自己的标准,这样就面临严重的对接问题,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本。
中国企业在产能合作“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王宏前说:“我们公司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2012年我们竞标哈萨克斯坦铜业公司,土耳其公司比我们低了2亿美金中标了,但干了两年干不下去,现在又回头让我们干了,就遇到这个技术标准问题。技术标准怎么办呢?”
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说:“整个项目完全是按照西方管理系统来做的,我们的工人刚去的时候非常难适应。”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高空作业有时候是搭梯子上去,但在哈萨克斯坦,按照西方的管理标准是不允许的,必须通过升降机来进行。超过1.3米的平台就算高空作业,必须系安全带。一旦违反这项规定,马上就要求停工整顿。
所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中国设备和技术“走出去”之后,就应鼎力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相关人士建议,在初期艰难阶段,中国企业可以抱团取暖,依靠合作的力量,共同推动中国品牌和中国标准的输出。
平衡全球错配产能
扩大国际投资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中国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根本目的。但此举在国际上也引起相关质疑,一些外媒甚至怀疑中国有转移过剩产能的意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合作办公室副主任智葵对此回应说,过剩产能之说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实际上,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说,并没有真正的全球性产能过剩,而是我们的产能供给和现实市场需求的一个错配。
比如电力服务,在南亚地区,30%以上的人口还没有用上电;撒哈拉南部的非洲国家,也有3/4的人口,还没有享受到电力服务。
电解铝产业也是如此。中国可能正面临电解铝产业产能过剩的状况,但对其他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也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下,显然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很多优秀的产能,有着非常大的合作需求。
更何况,产能合作是一个双方自愿行为,更是市场竞争行为,优胜劣汰是市场基本规则,只有优秀的产能才能得到更多的合作诉求。
目前来看,中国“走出去”最成功的无疑是高铁、桥梁等高端装备制造业,这些产业之所以能被国际市场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无不是在产品和技术方面具有的先进优势。
谈及被质疑最多的电解铝生产,现场一位业内专家表示,事实上,我们现在已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电解铝生产技术。
“20年前,我们生产一吨铝要消耗1.7万度电,现在只要1.3万度电,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生产一吨铝节省了3000多度电。”
按照现有产能统计,我国电解铝产量目前接近4000万吨,而2014年我国电解铝的产量是2438万吨,这就表示我国电解铝产能现在几乎有一半是闲置的。
一边是拥有先进技术的闲置产能,一边是急需技术和这些产能的发展中国家,上述专家提出,“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携手加强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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