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改革场场都是攻坚战

       在就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前，宋晓梧长期担任政府经济改革领域领导职务，1996年至2008年，宋晓梧先后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等部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他一直结合实际工作不断探讨相关理论问题，坚持学术研究，在改革的很多焦点问题上，他都有独到的见解。
       在政府领导岗位上，他是如何谋划和推动改革的？“十二五”期间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和成果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宋晓梧。

改革场场都是攻坚战

      《财经界》：看您从政的履历，是1996年从研究领域转到政府改革部门的，有人说“改革场场都是攻坚战”，这点您可能体会更深。请问您参与的改革项目中最难的是哪项？

       宋晓梧：恐怕要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了。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敢宣布自己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楷模。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轨之中，在大的经济社会背景尚不成熟定性的条件下，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医疗保险体系建设难度更大。正如医改《意见》中指出的，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工作比较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卫生部门投入不足，医药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过重，对此，我们要认真进行研究，采取得力措施逐步解决问题。
       我在国务院体改办担任党组成员兼秘书长时，作为工作班子的负责人，协调八个部委共同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当时，我极力主张建立政府出资引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曾带队到地方调研，看到农村卫生站的落后状况感到非常吃惊，农村卫生站与城市医院的发展反差实在太大了。八个部委的跨部门协调工作并不容易，文件上报中央领导的前一天下午，我还在协调卫生部与财政部之间的不同意见，到了晚上7点钟才完成了会签工作。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出台是我国的一件大事，我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财经界》：您认为应该如何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宋晓梧：医疗保险制度是工业化革命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现代国家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之一。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经过初步探索(1978-1992年)、构筑框架(1993-2002年)和全面推进(2003年到现在)三个阶段，理论体系逐渐明晰，权利义务逐步理顺，运行机制日臻成熟，覆盖范围日渐扩大，初步构建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医疗保障体系。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医疗保险制度仍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统筹层次低、制度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应该进一步改进。
       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文件公布，正式承诺中国将在2011年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可以看到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

      《财经界》：振兴东北战略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战略？
　 
       宋晓梧：党的十六大提出“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继实施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正式启动。2003年12月2日，国务院做出成立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的决定，并确定下设办公室，具体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2004年4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的“三定”方案，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正式成立。200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在本届政府机构设置方案中保留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撤消单设的办事机构，具体工作交国家发展改革委承担。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成立实际运作历时近4年，主要工作是全面落实11号文件确定的各项政策，全面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东北地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的历史性任务。
　　
      《财经界》：您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曾负责过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工作？

       宋晓梧：2004年我到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担任副主任，领导让我负责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我组织工作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经与有关部门反复协调，这个文件于2007年末正式颁布。
       在调研过程中，使我感受很深的就是资源型城市的棚户区改造问题。棚户区的改造，是影响矿区和社会稳定以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容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民心工程，也是德政工程。
       2004年10月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批示精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等9部门，赴抚顺就棚户区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我先后又去了宜春、长白山、辽源、石嘴山、白银等市的棚户区，情况最严重的还是抚顺棚户区。抚顺棚户区居民的生存状况让我大吃一惊，与沿海城市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调研组把棚户区的贫穷、落后状况拍了DVD片子呈报国务院领导，并提出棚户区改造问题。当时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上报温家宝总理的《关于抚顺市棚户区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解决抚顺市突出问题的政策措施建议，温家宝总理作了批示。现在棚户区改造不仅与东北取得明显进步，全国其他地区也逐步推开，很得民心。

      《财经界》：在十多年的行政工作和改革实践中，您认为哪些事最让您感到欣慰？哪些事让您感到遗憾？

       宋晓梧：回顾十多年的行政工作，我认为有两件事可以聊以自慰。一是作为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负责牵头研究制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推动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尽了力；一是作为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棚户区改造工作中尽了力。这两件都是“雪中送炭”的好事。
       让我感到十分抱憾的事也有，最令我遗憾的是在担任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司长期间，具体负责研究落实国务院领导关于公车改革的批示。我组织了各国公车使用制度的比较研究，深入调查分析了我国公车制度的沿革及弊端，经反复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提出了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方案，但这一公车改革方案最终功亏一篑。

在东北视察工作

 

“十二五”改革的着力点

      《财经界》： “十二五”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您认为“十二五”期间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

       宋晓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改革的主线，目前各方面已达成共识。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提出多年，为何难以推进？关键在于国内消费不足。未来必须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解决居民消费不足，当务之急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而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必须启动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协调劳资关系，提高劳动者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十二五”期间，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必须建立一个公开公正的财政税收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劳资关系协调。这是未来推进各项改革的三个着力点。这是我去年10月份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上提出的。

      《财经界》：您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要点在哪里？

       宋晓梧：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是简单发个红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政策调整的全局性问题。其中，加快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十分重要。
       具体而言，未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在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上，一要推动工会转型，二要发挥雇主组织作用，三要完善劳资集体谈判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中国改革千头万绪，利益错综复杂。要想出台一揽子方案，彻底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是很难的。但是，未来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发生扭曲。

在漠河视察工作
 

研究领域和成果

      《财经界》：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我们注意到您的理论研究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结合得很密切。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和主要成果。

       宋晓梧：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劳动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区域协调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成果谈不上，但多年来积累下来，也有一些个人见解。
       一是企业改革的理论探讨。1984年我从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和厂长经理的身份确定入手，分析了国家持有所有权，企业只有经营权这种“两权分离”理论的局限性，在1986年发表的《厂长（经理）代表国家还是代表企业》一文中，他提出以“所有权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相分离”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赋予企业应有的职能所有权或法人所有权；1989年在《以两种所有权分离指导企业改革》一文中，我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建议。2004年，我对行业协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改革建议。
       二是劳动力市场理论探讨。在1992年劳动部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我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与“劳务市场”的区别，主张以劳动力市场一词取代多年来流行的“劳务市场”，并提出应以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主线，全方位推进劳动体制改革。   　　
       三是就业理论探讨。1987年，在《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增补卷）》有关失业这一条目中，我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失业现象，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明确提出失业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新挑战。1994年，我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一文中分析了经济转轨时期的就业特点，提出五项战略选择。2009年，在中国经济50人与新浪网共同组织的论坛上，我建议“十二五”时期把就业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这一目标下大力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
       四是社会保障理论探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改革的文章。2008年，我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30年》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提出下一阶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向应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需要逐步平衡城乡、区域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五是收入分配理论探讨。1987年我参与编写《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增补卷）》时提出增加“基尼系数”条目。到1990年代中后期，我提出，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已经是分配不公，差距过大。2002年在《思想理论内参》上发表了《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问题》，指出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关系已经严重失衡。2005年，在国家社科“九五”重大项目《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研究报告》中指出，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失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2010年，针对一些人认为政府不能干预初次分配的言论，我在《比较》杂志撰文，认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六是医药卫生改革探讨。总结1994年至1997年“两江医改”试点经验， 1998年我建议同步推进“医、保、药”三项制度改革。2003年，针对“非典”后出现的重视公共卫生投入忽视卫生体制改革的倾向，我建议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的同时，要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2007、2008年讨论“新医改”方案的过程中，我提出医药卫生事业具有公益性，但这并不能为“管办一家、供需一家、管理监管一家”的“六统一”政府包办方案提供理论依据，仍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不能回归计划经济老路。
       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讨。2004年上一轮宏观调控时，在中国经济50人组织的长安论坛上,我首次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对象问题。2010年我发表《启动社会体制改革》一文，提出启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已经无法回避。” 
       八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区域协调理论探讨。按国务院部署，我组织研究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我在为“十二五规划”建言中提出，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指标，加大区域协调发展力度。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是打破各类地方保护，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地自由流动，切实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改革与完善财税制度和资源管理体制，加大中央与各地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特别困难地区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要警惕过多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割裂了统一市场，形成地方GDP竞争，最终加大了区域协调难度。


     宋晓梧简历

       宋晓梧，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成员，研究员。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顾问、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顾问、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顾问；国家行政学院、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体改办宏观体制司司长，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兼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关键词:宋晓梧,改革